高宗李熙,动摇中走向末路

方民镐   2016-05-08 09:13:20


他起初一心尊奉清朝,对清廷失望后,在列强夹缝中艰难求存

方民镐(延边大学历史系教授)

蜜月难长久,人如此,国家也如是。19世纪中期,清朝开始衰落,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这对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来说,对长期奉中国为至尊的朝鲜来说,都是强烈的冲击。如何调整中朝关系、面对外部世界,成为两国当政者面临的大问题。恰在此时,李鸿章和李熙分别走上了各自国家的权力中心。

松动的宗藩关系

1870年,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,不久之后又兼任北洋大臣,这一职务将他推向了海防和外交第一线,直接主导对朝政策。几乎与此同时,朝鲜政局也发生了变化。1864年,12岁的王室旁支李熙在其父大院君的运作下,登上王位,便是后来的朝鲜高宗。李熙即位之初,大院君独揽大权。他给儿子物色了一门亲事,新娘是来自李熙母亲家族的闵妃,也就是日后为人熟知的明成皇后。大院君以为闵妃性格温顺,又出身自己妻子家族,容易控制。但他没想到,闵妃权力欲很强。1873年,她鼓动李熙亲政,还发动政变将大院君逼出了京城。政变虽然成功了,但李熙生性懦弱,亲政后对闵妃言听计从。

朝鲜发生的一切,李鸿章看在眼里。由于清朝一直有不轻易干涉藩属国内政的传统,李熙亲政后也未改变对清朝的态度,李鸿章便没有干涉朝鲜政局。但他深知朝鲜的重要性——不仅是最主要的藩属国,还是清朝的北方屏障。因此,他对朝鲜遭到的外部压力非常警惕。

其实,朝鲜一直奉行锁国政策。除了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、与日本偶有往来外,同西方国家毫无接触。1866年,法国借口法籍神父遭到迫害,派军舰来到朝鲜。大院君强硬地推行“攘夷”政策,法军被迫撤离。此后,西方国家多次试图与朝鲜通商,均遭拒绝。

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。19世纪60年代,日本开始明治维新,迅速走上强国之路。清朝衰落使日本感到染指朝鲜的机会来了。明治维新之初,日本就派特使抵朝,试探朝鲜的态度。在文书中,日本表示与朝鲜“以归永好,万世不渝,是我皇上之诚意也”。这封看似语气诚恳的文书惹怒了朝鲜王室:我们只认清朝皇帝,除此之外再无“皇上”。朝鲜拒绝接受文书,也没有接待来使。不久,日本又派来特使,希望两国通商,依然遭到冷遇。

对于日本,李鸿章起初抱着欣赏的态度,称赞日本“欲强以御辱”,并在1871年主持签订了《中日修好条规》,规定“两国所属邦土……不可稍有侵越”。在李鸿章看来,这是“隐为朝鲜等国欲留地步”,就是告诉日本,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,不能侵犯。不过,短短3年后,日本出兵台湾,最终以清朝支付赔款收场。看到清朝软弱,日本于第二年派军舰前往朝鲜挑衅。闵妃迫于日本的压力,也担心大院君借机再起,便准备与日本议和。

日本深知要解决与朝鲜的问题,绕不开清朝。1876年初,日本派特使拜会李鸿章。李鸿章说明了朝鲜在内治外交上的自主,但又强调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。得到李鸿章的答复后,日本与朝鲜签订了《江华条约》,第一款就写道:“朝鲜国乃自主之邦,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。”这实际上是告诉清朝,在日本眼中,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已经作废。但李鸿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仍认为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可动摇。梁启超后来在《李鸿章传》中提到此事时,痛心疾首地说:“中日之战,起于朝鲜,推原祸始,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。”

李鸿章接连失算

李鸿章疏忽了,李熙和闵妃也没有想到《江华条约》包藏的隐患。日本进入朝鲜后势力发展很快,北方的沙俄更对朝鲜抱有极大野心,这引起了李熙的恐慌。从1876年开始,朝鲜元老李裕元多次向李鸿章呈递信函,寻求指点。5年间,双方往来信函多达17封。信函虽以李裕元的名义呈递,但多数回信都会送到李熙手中。此外,李熙还经常派使臣直接到天津或保定面见李鸿章。

接见朝鲜使者时,李鸿章总是关心日本在朝鲜的动向。他想到了一个办法:以西方国家牵制日本和沙俄。1879年,李鸿章奉清廷之令“委婉开导”朝鲜,希望李熙与西方立约通商。

起初,李熙顾虑重重,不愿扩大开放,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李鸿章的“劝导”。1882年,李鸿章促成朝鲜与美国签订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》。此后,清朝又促成朝鲜与英、法等国签订类似条约,朝鲜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国门。李鸿章还建议朝鲜派人来华学习制造近代武器,并赠送新式装备。闵妃一心想要废除大院君时代的所有政策,积极表示要“开化自强”,效仿清朝的洋务运动进行改革。

不过,李鸿章失算了:开放政策没能遏制日俄,还激化了朝鲜国内矛盾。1882年7月,部分朝鲜军人因反感日本人在朝训练新式军队而哗变,史称“壬午兵变”。军人起事后,城市贫民加入其中,“兵变”转化为“民变”。赋闲多年的大院君趁乱将矛头引向闵妃。民众很快冲进王宫,闵妃装扮成宫女出逃。此外,朝鲜军民围攻日本使馆,日本公使仓皇逃走。李熙无奈之下将大院君召回王宫,收拾乱局。大院君很快恢复了锁国政策。

失势的闵妃希望清朝“派兵船前往观变”。清廷紧急召回了回乡奔丧的李鸿章,最终派淮军将领吴长庆等人率兵赴朝。吴长庆进入汉城,大院君被诱捕,押往天津,后被软禁在保定。此后,清军留驻朝鲜。

然而,清朝武装镇压“壬午兵变”引起了朝鲜“开化派”的反感。1884年,“开化派”发动“甲申政变”,引起骚乱,趁机要求李熙请日军前来保护。日本公使以此为由,带领日军来到王宫。此时,袁世凯负责留驻朝鲜的清军。起初,他考虑到王宫中有日军,不敢擅自行动。不久,在“开化派”刀下逃生的大臣跑到清军大营,痛哭流涕地要求清军出兵。袁世凯这才下定决心,率兵入宫镇压“开化派”,击败日军,救出李熙。

事件平息后,日本找到清朝交涉。当时,清朝忙于和法国的战争,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。1885年,清朝与日本签订协议,相约各自撤回驻朝军队,日后朝鲜有变,一方派兵要先通知对方。这等于确认了日本和清朝在朝鲜有同等地位,中朝宗藩关系彻底动摇了。然而,李鸿章依然乐观地认为,日军已撤,清军也没有必要留在朝鲜。事实证明,李鸿章又失算了。中国独享的宗主国权利,变成了中日两国分享。正如论者所言:“甲午战争的情况已在这时约定了。”

李熙和闵妃的末路

袁世凯平息“甲申政变”,让李鸿章喜出望外。1885年,袁世凯奉李鸿章之命,护送被扣押的大院君返回朝鲜,并被任命为驻朝鲜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”。再次来到朝鲜后,袁世凯察觉到了朝鲜王室态度的微妙变化——李熙和闵妃对清朝很失望,对日本很惧怕。表面上,李熙仍然依赖清朝,暗地里却将目光投向了沙俄,希望借沙俄平衡各国在朝鲜的势力。1885年和1886年,朝鲜两次试图与沙俄签订密约,求得保护。

李鸿章得知朝鲜“背华自主”的倾向,便去信质问李熙。李熙只得百般辩解道,密约之事是一些小人背着自己所为。李熙还表示,朝鲜200多年来“世蒙天朝恩庇,覆载高厚,山海崇深;至如近年以来,尤被恩造敝邦宗社几危复安者数矣”,怎会暗地里背离清朝呢?

李鸿章知道这是狡辩,但并未戳穿李熙。他只是提醒,朝鲜世代受大清恩德,万不可背离。在李鸿章眼里,李熙是“暗弱长厚”之人,他希望李熙自省:“贵国三年之中两遭大变,殿下惩前毖后,思所以致乱之由与所以靖难之功,则感激圣恩,痛戒党私,慎交与国。”

劝诫之余,李鸿章言辞婉转地以武力威慑李熙。朝鲜第二次秘密接触沙俄后,李鸿章在给李熙的信里开篇就说“水陆军将竟请为渡辽之师”,但自己不相信国王你有二心。这封信意味着李鸿章觉察到了中朝宗藩关系存在裂痕。为此,李鸿章授意袁世凯加强对李熙的控制。袁世凯很快就大体控制了朝鲜的宫廷事务。然而,袁世凯的一些高压和过激手段引起朝鲜王室反感。

中朝关系在暗流涌动中走到了1894年。那一年,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,王室无力镇压,无奈之下,再次向清朝求援。李鸿章认为,朝鲜归清朝保护,“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,求中国代其戡乱,自为上国体面”。在清军入朝后,日本也派兵入朝,并在起义平息后拒不撤军。

李熙对日本的恐惧已成惯性。1894年7月,日军突袭朝鲜王宫,挟持李熙。随后,日本在朝鲜丰岛海域袭击清军运兵船,甲午战争爆发。第二年,清朝战败,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,清朝势力完全退出朝鲜,中朝延续几个世纪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。

甲午战争之后,中国跌入谷底,李熙沦为日本的傀儡。闵妃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希望借助沙俄,对抗日本。1895年,日本浪人冲进王宫,将闵妃杀害。1897年,李熙改国号为“大韩帝国”,自己称帝,同时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。1907年,日本逼迫李熙退位,3年后,日本吞并朝鲜,朝鲜亡国。1919年,李熙在抑郁中去逝,民间则传言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。

日本吞并朝鲜后,朝鲜独立运动从未间断,中国成了朝鲜独立运动的大本营。他们或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,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、组织光复军;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部分,金日成便是其中一员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朝鲜义勇军活跃在八路军、新四军中,与中国军民共同战斗。最终,抗战结束,朝鲜迎来光复,却被一条“三八线”分隔成了两个国家。


朝鲜高宗李熙(1852年—1919年)。


闵妃(1851年—1 8 9 5年)的画像,她死后被追谥为明成皇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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