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祖“北学”,与乾隆同迎盛世

李花子   2016-05-08 09:14:19


李花子(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)

“丙子之役”后,朝鲜上下暗自称清帝为“胡皇”、清使为“虏使”,对清朝的朝贡和蔑视奇怪地共存着。朝鲜知识分子还一度极力主张复仇雪耻的“北伐论”。甚至在明朝灭亡60周年时,朝鲜国王还修建了一座名为“大报坛”的祭坛,专门祭祀明朝皇帝。 这种敌视清朝、排斥清朝一切文物制度的“华夷观”持续了100多年。直到正祖上台后,朝鲜对清朝的态度才焕然一新。

从“北伐”到“北学”

正祖李祘(音同算)出生于1752年,是前任国王英祖的孙子,7岁时被册封为王世孙。他的父亲——英祖次子李愃(音同宣),在代理政务时陷入政治斗争,被英祖关入米柜,8天后活活饿死。那年,李祘10岁。随后,他被过继给早已去世的英祖长子,作为养子入嗣。

由于目睹了父亲惨死的一幕,李祘小小年纪便小心谨慎,生怕卷入政争。为了躲开政争,他开设了一间名为“皆有窝”的图书室,一心钻研学问。他搜罗了很多书籍,非常关注当时清乾隆朝的文化。

1775年,81岁高龄的英祖让李祘代理听政。第二年英祖去世,24岁的李祘继承王位,成为朝鲜王朝第二十二代国王,即正祖。

继位以后,正祖表面上仍强调尊明大义,但实际上已认识到清朝经济、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朝鲜的相对落后。他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抱持着开放、接纳的态度。

正祖的态度也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。当时一些朝鲜知识分子以“燕行使”的身份前往北京。“燕行使”是朝鲜与清结为宗藩关系后,定期派遣至北京朝贡的使者。清朝的繁华景象、风土人情令他们难忘,他们写下的所见所闻,后世统称为《燕行录》。这些学者亲眼见到清朝保留了先进的华夏文明,而不是什么蛮夷做派,开始主张吸收学习清朝文化和制度。

位列“朝鲜诗文四大家”的朴齐家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曾4次作为使臣前往北京。其间与清朝的文人、书画家交往甚密。他把清诗介绍到朝鲜,同时向清朝介绍朝鲜诗,为中朝的文学交流作出重要贡献。1778年,他将自己一本提倡向清朝学习的书定名为《北学议》。“北学”来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的记载——身为“南蛮”的楚国人陈良,由于“悦周公、 仲尼(孔子)之道”,而“北学于中国(中原列国)”。从此,朝鲜凡是主张向清朝学习的思潮或流派都被叫做“北学”或“北学派”。

“北学派”还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叫朴趾源。他出身名门,1780年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团到热河的避暑山庄朝贺乾隆70 岁寿辰。回国后,他将自己从义州出发到北京再到热河,以及返回北京的一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,对清朝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描摹,写出了26卷本的《热河日记》。书中还有他与中国名士、文人的交游内容,对清朝的先进文化、制度都有所介绍。他还批判了朝鲜保守的“华夷观”,辛辣讽刺了守旧思想,倡导“北学”思想。

那段时间,朝鲜使行人员回国后所写的报告——“使臣别单”和“译官手本”中,不再有“清朝出现危亡之兆”等危言耸听的字句,即使清朝有白莲教起义,西征、南征之事,或贪官腐败等内政弊端,他们也都可以客观描述。这表明朝鲜开始以平和的心态和客观的态度看待清朝。

正祖也不像前代国王那样慨叹中原无“河清之报”——意指黄河之水尚未变清,中原仍由夷狄统治。正祖所关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、市肆、漕运制度,以及《四库全书》等文化编撰事业。而他最关心的是“利用厚生”之制,即如何利用技术,使民众富裕起来。

“北学派”代表人物洪良浩于1783年3月从北京回国后,告诉正祖北京和沈阳一带使用水车灌溉的情况。正祖当即命令工匠造出10辆,分送朝鲜各地推行。不久洪良浩再次上书,系统介绍了清朝的车制、砖窑烧制、驴羊畜牧等,正祖也都悉心学习。

得益于正祖对清朝文物制度和先进技术的开放态度,“北学运动”在18世纪后期的朝鲜蓬勃兴起。

“三藩之乱”检验了朝鲜的忠诚

朝鲜能克服对清朝的敌意,除了正祖本人的开明,还因为随着时间流逝,丁卯、丙子之役所造成的仇恨和耻辱感逐渐淡化。同时,康乾年间清朝局势稳定,经济、文化高度繁荣,特别是经过康雍乾三代不懈地开疆拓土,清朝的疆域空前广阔,朝鲜认识到清朝不会猝亡,所谓“夷无百年之运”显得不合时宜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康乾时期对朝鲜的政策逐渐转为宽容。

“三藩之乱”是检验朝鲜忠诚度的试金石。三藩之乱历经8年,中国的南方、西南及西北众多省份卷入,对于入关不久的清朝来说无疑是个重大考验。虽然朝鲜国内反清势力蠢蠢欲动,民心汹汹不安,但是朝鲜始终没有任何反清动作。

当清朝度过这一重大危机,平定三藩,在中原的统治愈加稳固时,清朝对朝鲜的信任度增强了。康熙年间,清朝永久免除了朝鲜白金、豹皮两种贡品,朝鲜进贡的很多“谢恩”特产还被发回,充当第二年的贡物。

当时,朝鲜使臣在北京购得《十六朝广纪》等野史,其中将“仁祖反正”记为“篡夺”。朝鲜担心清朝编纂《明史》时会出现同样的写法,便请求清朝正确书写这段历史,称“史事辨诬”。雍正帝同意了朝鲜的请求,还将尚在编纂的《明史·朝鲜列传》中有关仁祖的内容抄送给朝鲜查看。

在边务问题上,清朝几位皇帝都采取了宽容的政策。康熙五十三年(1714年),朝鲜要求撤回在图们江以北建屋、垦田的清朝兵民,得到允准。雍正、乾隆年间,朝鲜又要求撤回清朝在鸭绿江边设汛的计划,也得到允准。从清朝的角度看,这样做是出于怀柔朝鲜边疆的目的。但朝鲜也因此在鸭、图二江以北地区构筑了一个缓冲区,这对巩固朝鲜边疆十分有利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乾隆帝对朝鲜的宽容尤甚。无论是在北京、盛京(今沈阳),还是在热河行宫,乾隆帝接见朝鲜使臣时,都会问候国王是否平安,还特别礼遇朝鲜使臣。1794年,在北京皇宫举行的年终宴和年初宴上,乾隆帝不但召见朝鲜使臣,还亲自赐酒给使臣喝。

乾隆时期也是清初向朝鲜派使次数最少的。很多文书,包括皇帝的敕书也由朝鲜使臣带回,而不再专门派敕使,以此减轻朝鲜接待敕使的负担。乾隆帝还通过谕旨一再表扬正祖,如:“朝鲜国王,恪守藩封,岁修职贡,于属国中最称恭顺。”正祖在世时立了世子,请求清朝册封,清朝派使予以册封,但不久世子去世,乾隆对此深表哀悼。后来正祖又得新世子,再次请求清朝册封,乾隆十分高兴,又派使予以册封。

与之相呼应,正祖对清朝的事大礼节也尽心尽意。他曾亲自动手检查使行的贡包,查看贡品有无质量问题。而向来被朝鲜视为边防重地、与清朝接壤的地方,在正祖时期也得到了开发。如一直作为天险处于未开发状态的“废四郡”地区(鸭绿江上游边境),于1793年开始允许百姓开垦入住。

文化达到“真景”巅峰

这一时期,朝鲜一方面“北学”于清朝,一方面产生了文化自信,渐渐发展出自己的固有文化。

正祖本身就很有文化修养。在朝鲜27代君王中,有个人文集的并不多,正祖著有流传于世的个人文集《弘斋全书》。这部文集可谓鸿篇巨制,共180卷,100册,内容十分丰富,其中《日得录》记录了正祖在经筵等各种政事活动中,与大臣、阁僚、儒生们进行对话,以及对他们下命令的内容。

正祖继位后开设了奎章阁。奎章阁既是一个藏书的图书馆,又是从事书籍出版的机构,还是学者集中治学和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。这里不仅有中国图书,还有朝鲜图书,并不断刊行和收藏新书。通过奎章阁,正祖得以推行他的文化政策。直到今天,奎章阁仍是韩国国学研究的重镇。

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,朝鲜的文化空前繁荣,达到“真景文化”的巅峰。“真景”一词来源于“真景山水画派”,这一画派是由画家郑敾(音同善)在英祖时期创立的。他摆脱了对中国画的模仿,开始用自创的手法表现朝鲜的山河、疆土。“真景”由此成为后世对这一文化大发展时期的称呼。

真景山水画法还扩展到风俗画领域。金弘道是一位民俗画大家,他的作品主要表现春耕秋收的农民、打铁的匠人等庶民生活。另一位风俗画大家申润福的作品则描绘荡秋千的女人、在河边洗衣的妇人、卖酒女郎、调戏她们的酒客等。他甚至还画一些情色场面,以艺术的手法直接冲击已经僵化了的朝鲜儒教文化。

在书法上,朝鲜也有了自己的字体。在很长一段时期里,由于受到排清尊明意识的影响,朝鲜书法在明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进步,但随着“北学”兴起,清代的书法艺术传入朝鲜,朝鲜书法家学习所长,创立了“东国真体”。

代表人物之一的金正喜,出生望族,很有才气。相传,“北学”代表人物朴齐家看到他的字后,决定将他收入门下。金正喜继承了老师“吸收外物而善己”的“北学”思想。1809年,20多岁的金正喜随做使节的父亲一起前往北京,见到了清朝的金石大家翁方纲和阮元,欣然求教。翁方纲当时已经70多岁,是北京学术界的元老。他见到金正喜多才,称赞他“经术文章,海东第一”。阮元则给金正喜起了一个雅号——“阮堂”。日本当代学者藤塚明直评价他们三人的会面是“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性事件”。

金正喜通过与翁方纲、阮元等人的交流,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精髓,在经学、金石学、绘画、音韵、天算、地理学等方面,都有所成就,甚至被清代的学者称赞为“海东第一通儒”。

在书法方面,金正喜学习了翁方纲的书法,他溯之而上,学习赵孟頫、苏东坡、颜真卿的书法,再溯之而上,认识到汉魏的隶书体现了书法的根本,因而勤学苦练、认真模仿。在此基础上,他创造出拙朴清高的“秋史体”,确立了在韩国书法界的独特地位。

18世纪的中国,正值康乾盛世。同一时期,朝鲜在中国的影响下,也迎来了一个文化最灿烂的时期。


(左图)韩国拍摄过多部有关李氏王朝的电视剧。图为《李祘》海报。


(右图)朝鲜正祖李祘(1 7 5 2年—1800年)的画像。


金弘道所绘《檀园风俗图帖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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